即將于今年11月召開的中國神經系統疾病大會暨中國臨床神經科學峰會CNS2021，將更著重于神經科學前沿的問題探討，以及前沿技術在神經學科領域的應用。目前中國神經科學領域關注的前沿技術有哪些，是否存在“卡脖子”問題，我們應如何破解？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神經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趙繼宗接受了我們的專訪。

正視現狀：“卡脖子”問題不容樂觀

      趙繼宗介紹，腦研究涉及到生命、信息、物理、化學、數學、材料、控制等多個學科，以及從基礎到臨床、從科學到工程多個側面。因此腦科學研究需要腦科學工作者與其它學科高度協同，合作開展研究，提升系統能力。近年來在腦科學領域，已經陸續開始包括人工智能、納米、腦機接口等新技術的探索，并圍繞腦的認知功能，以及與認知有關的認知障礙、意識障礙等疾病展開研究。理工學科與神經科學、臨床醫師的結合，多學科合作是克服“卡脖子”問題的關鍵。

      “比如在人工智能方面，北京天壇醫院在神經影像、病理學和人工智能結合等方面做了一些探索。過去判斷一位病人腦病變的性質，要靠病理學檢查，現在通過數字技術，在手術前就能判斷腫瘤的性質和預后情況。”趙繼宗說，雖然我們在進行很多前瞻性的研究，但是不能忽略在發展的“卡脖子”問題。

      “實事求是地說，我們現在生物醫學領域很多技術、設備和藥物，都是來自國外；一間手術室，大到術中神經導航、手術顯微鏡、麻醉機，小到手術床、無影燈等，基本也都來自國外的企業，我們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不多。”趙繼宗說，特別是一些對研發和生產技術要求高的產品，往往被國外企業壟斷。

      “比如神經外科用于夾閉動脈瘤的很小的動脈瘤夾子，被德國和日本企業壟斷，到現在都依靠進口。”

      趙繼宗認為，導致這種現狀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臨床工作、科研工作到成果轉化的脫節。趙繼宗說，目前伴隨研究型醫院建設，應該在制度設計上做好統籌，既能維持醫院正常運轉，滿足患者需求，又能鼓勵臨床醫生投入更大經歷開展科研工作，“政府和醫生的積極性都需要，才能真正推動研究型醫院建設”。

真正形成合力 破解“卡脖子”問題

      2020年的中國臨床神經科學峰會以疾病為主線規劃各個分論壇，會議論壇布局更有特色，在針對性地解決疾病相關問題的基礎上，促進各學科精誠合作與學科融合，整體會議邁向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這是我們破解‘卡脖子’問題的一個關鍵。”趙繼宗說，打破學科界限，形成真正的融合，增強“原始創新”能力。

      一方面，在臨床領域，實現學科交叉和融合。“比如癲癇、帕金森這樣的腦疾病，既是神經內科的范疇，也是神經外科的范疇，再比如心腦血管疾病，在我們的學科劃分上根據部位劃分給心臟內、外科和神經內、外科幾個學科，但實際上在發病機制、診斷治療手段，以及預防措施諸多方面有很多相通的因素。”趙繼宗介紹，臨床醫學應回歸“以病人為中心”，打破學科限制。目前，北京天壇醫院針對癲癇、帕金森等疾病，將相關科室、病房整合，為患者提供更豐富的治療手段；發起“腦心同治”，聯手北京安貞醫院開展腦心共患病治療，均獲得良好效果。

      另一方面，更為關鍵的是“醫工結合”、“醫理結合”推動科技創新，不能單靠醫生和醫院。我們有了新的思維和理念，還需要理工科的專家研發，最后轉化成為產品，在臨床驗證和使用。”趙繼宗介紹，在發達國家，實驗室往往集合了很多學科，大家共同圍繞一個臨床急需解決的問題展開合作攻關，往往還需要專業公司進行資金支持。

      “臨床神經科學是腦科學研究的一個轉化基地，腦部手術可以為腦科學研究突破提供強有力支撐，成為發現人類神經系統疾病科學問題的起點、驗證和實踐科學發現的終點、參與研發生物工程產品的腦科學研究轉化基地。醫工結合、醫理結合十分重要。”趙繼宗說，在學科交叉和融合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提升“原始創新”能力，走出自己的科研和成果轉化道路。

（宣傳中心  盧國強    圖：岳樸 付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