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忠誠精神永遠照耀我們前進
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    孫彥輝

　　公元2012年9月30日，敬愛的王忠誠院士永遠離開了我們，噩耗傳來，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北京天壇醫院、北京市醫學界以及中國的神經外科學界都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數不清有多少人輾轉反側、夜不能寐，算不出有多少人回想聯翩、淚水盈眶。在向躺在鮮花和翠柏中的王忠誠老師做最后告別的時候，我再也控制不住心中的巨大悲痛，淚水如泉涌般奔流而下，渾身顫栗，泣不成聲。時至今日，我依然無法從失去恩師的悲痛之中完全解脫出來。無論是白天的閑暇之余，還是夜晚的睡夢之中，王老師的音容笑貌以及與老師見面時的各種場景不時地在腦海中浮現。
　　王忠誠院士一直我心目中敬仰的一代神經外科宗師，我是通過學習他的學術著作而成長為一名神經外科醫生的，自己人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夠成為王院士的學生，希望有朝一日能夠當面向王院士請教。雖然屢經坎坷，但最后我還是實現了自己的人生目標，在2002年7月正式成為王院士的一名博士后研究生。
　　王院士為人師表，對學生言傳身教，培養和造就了一批又一批的神經外科專家。記得在2004年6月的一個下午，我和另外一名博士后同學在做出站工作匯報時，王老師不但提前來到了答辯現場，而且在我們的匯報過程中始終都在認真地聽。匯報前我們曾擔心老師年事已高，又有腰痛的毛病，很可能中途就回去休息了，可是事實卻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整整一個下午，王老師都始終坐在椅子中，面帶微笑，眼神中透著鼓勵和支持，并同出席答辯的專家們一起進行分析和評價，對我們能夠深入開展膠質瘤的治療研究給予了肯定和支持。當答辯結束后，由于他老人家坐的時間過長，自己已經無法站立起來了。我們趕緊過去扶老人家起來，他用手扶著無法伸直的腰，兩腿不停地顫抖，好一會兒才直起身來，嘴里還不停地安慰我們：沒事，沒事。我一陣心酸，老師本可以早些回去休息，但是為了能夠鼓勵自己的學生，他放棄了午休，一直都在現場堅持著，甚至是要忍受著病痛的折磨，這需要多么大的愛心和毅力啊！
　　在博士后出站以后，我打算回到原單位工作。在向王老師匯報自己的未來打算時，王老師打斷我說：還是留下來工作吧，這里有更好的學習和工作條件，更有利于發揮你的特長。我說留院面試我都沒有參加，留院的事情恐怕是很難辦的，您老人家這么高的身份，用不著為我的事操心了。可王老師卻說，沒關系，我去幫你說，具體怎么辦你就不用管了。說完就雙手撐著辦公桌從椅子上站起來，拿起一只寫字筆，把我的名字寫在了他面前的記事板上。看著老師用顫抖的手寫下我名字的時候，我的眼淚差點就掉下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王老師日理萬機，竟然還能夠記住我的名字，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此時的我深深地體會到了老師那慈父般的關愛，同時也暗自下定了決心今后不能再讓老師為我的事操心了。
　　王老師雖然年事已高，但每天都堅持按時上下班。他生活簡樸，辦公條件更是簡陋。在第一次踏入他的辦公室時，我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辦公室只有十來平方米，辦公桌緊挨著門口的一側、一把座椅和兩個書柜，門口的另外一側還放著兩把幾乎占據了過道一半的硬木椅子，除此之外，幾乎就沒有剩下什么空間了。我萬萬沒有想到自己心目中的神經外科一代宗師竟然在這么狹小的辦公室內工作。記得在2004年9月的一個下午，他在辦公室內同醫院醫務處的領導討論醫療改革的問題，當時是讓我做記錄。由于室內空間狹小，我只能坐在門口旁的硬木椅子上，把紙張放在腿上進行記錄。王老師看到我寫字不方便，就從自己的座椅上站了起來，讓我坐到他的座位上書寫。我趕緊站了起來，百般推辭。老人家還把我推到他的座位上坐了下來，然后坐到了我坐過的椅子上。當我坐到王老師的座位上，在他的辦公桌上做記錄的時候，心里既是感動又是激動，感動的是王老師竟然如此的平易近人，激動的是我或許是曾經坐過王忠誠院士座位上辦公的唯一學生。
　　王老師一生中的最大目標就是發展中國的神經外科事業，為此他奉獻了美好的年華、畢生的精力、甚至是寶貴的健康。即使是在晚年，他依然在為這個目標奮斗著。為了能夠更好地豐富和規范全國神經外科醫生的理論水平和技術操作，提高全國神經外科的整體醫療水平，王老師在國內率先提出了成立北京神經外科學院的構想，為中國醫師培養制度的建立進行重要的探索，并在學院籌建的過程中投入了大量的心血。每當我拿著厚厚的神經外科學院發展規劃、招生計劃和教學計劃等材料向王老師匯報時，王老師都帶上花鏡，仔細認真地閱讀著每個句子，在有感到不妥的地方就用鉛筆標記出來，再把正確的想法在旁邊寫下來。即使有個錯別字他也能夠給挑出來，并加以改正，但從沒有說過一句批評或者不滿的話。看到八十歲高齡的老師思維還如此清晰，做事如此認真，我不由地感到陣陣的羞愧。原本以為自己寫材料已經夠嚴謹認真的了，但是同王老師比起來，還是相距甚遠啊。王老師嚴謹認真的做事態度深深地影響著我、鞭策著我、改變著我。在我以后寫的材料上，王老師的字越來越少，到最后只有兩個字“已閱”。
　　王老師做事喜歡聽取別人的意見，從不武斷。記得在成立神經外科學院這樣重要的事情上，王老師更是多次召開北京市神經外科老專家的討論會，反復討論各種方案。按照他原來的設想，神經外科學院的學制可以定為四年，但在討論會上有的老專家提議學制五年的培訓更為合適。王老師就跟我說：就聽大家的，學制就改為五年吧。
　　王老師為人謙和低調是眾所周知的。在2004年12月籌備召開紀念王忠誠院士從醫六十周年的慶祝活動時，我在準備的材料中寫到“王忠誠院士是中國神經外科事業的開拓者…”。在送給王老師進行審閱過程中，王老師在開拓者的后面加上了“之一”兩個字，并且語重心長地對我說：我有老師，我的老師是趙以成教授，是趙老師把我引進神經外科的，我只是在繼續完成老師未完成的事業。王老師還曾親口囑咐過我：你剛來到一個新單位，做事一定要低調，沒個四、五年的時間，大家是不會了解你的。
　　王老師在學術上始終保持著嚴謹求實，勇于創新的精神，即使是在不能參加手術的情況下，也在堅持著每天查閱各種醫學文獻，始終掌握著世界神經外科發展的最新動態。記得在2005年8月的一天，我參加完第一次國際腦膠質瘤學術會議以后，寫了一份會議總結，并向王老師進行了匯報。王老師聽后很高興，認為這些內容對我國膠質瘤的治療很有參考價值，并直接要將會議總結材料留下來詳細看看。老師的要求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為他老人家聽一聽有這回事也就完事了，所以在文字方面做的并不細致，沒想到老師還要留下資料仔細分析。我有些心虛，趕緊說文字太粗糙了，等我回去仔細斟酌后再給您送過來。王老師卻說：不用了，我能看懂。等過幾天我再到王老師辦公室匯報別的事情時，就見王老師辦公桌上堆了一摞病歷，王老師帶著花鏡，正在仔細的查閱著每一份病歷，并且用卡片仔細地記錄著病歷里的內容。我坐下后，王老師對我說：現在這些病歷記載的內容太籠統了，聽神經瘤術后竟然沒有聽力情況的記載，這怎么能說得過去哪。我非常的驚詫，沒想到老師這么大的年齡還在關心著臨床工作，即使是書寫病歷這樣的小事也難逃他的法眼，同時也為現在的年輕醫生與老一輩專家的差距而感到羞愧。在我要離開時，王老師突然又問我：你總結的那篇文章還有嗎？我隨口說：有，不過上次我已經放您這兒一份了。王老師說：是，不過那份讓趙教授給拿去看了。我深深地被王老師這種學習的精神所感動了，這樣的醫學大家本可以盡情地享受自己的成功經驗，現在竟然對一個年輕醫生寫的東西如此感興趣，老人家對知識的追求真是讓常人難以想象的。
　　王老師一直關心著老、少、邊、窮地區神經外科事業的發展。多年來，利用北京市神經外科研究所和北京天壇醫院的人力資源和技術優勢，與全國20多家醫院建立了神經外科協作中心。每次中心剪裁，他都不顧自己的高齡和身體狀況，親臨這些地區，為當地的醫生講學，并親身示范為當地患者進行疾病的診治。他曾經要求我把這些協作醫院的情況總結一下，希望能夠從中得出更多的幫扶經驗，以便今后在貧困地區更好地普及神經外科。在每年的神經外科學術會上，王老師都會從王忠誠基金會中拿出部分資金資助來自貧困地區的神經外科醫生，這已經成為他普及和推廣神經外科專業知識的一種方式。
　　王忠誠老師的一生是艱苦創業、無私奉獻的一生，他嚴謹求實、勇于探索的科學精神，他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的工作精神，他醫德高尚、一切為病人的行醫精神，他為人師表、言傳身教的育人精神，不僅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更是我們寶貴的精神財富。他對中國神經外科事業的卓越貢獻必將載入世界神經外科的發展史冊。一代宗師離去了，但王忠誠院士的精神猶如一面光輝的旗幟，必將永遠引領著后人沿著他的足跡繼續前進。最后我用一首小詩告慰在天的恩師王忠誠院士。
　　大師西行續傳經，
　　堂前離別淚濕襟。
　　恩典教誨心中記，
　　不知困惑向誰詢。
　　一代宗師今離去，
　　化作行星游天際，
　　旗幟不倒精神在，
　　引領后生隨影行。